小河水已污 青山依然在——黎庆洪案第六被告人蒙祖玖辩护词

各位法官:
我本不想在这个老牌兵工厂的礼堂里再说什么了,原因至少有二:一是本案的违法性。经过两次开庭长达一个多月的审理,我发现重庆的黑打模式在本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所谓“贵州打黑第一案”实为“贵州打案第一黑”。围绕本案发生在我眼前的事情,使我坚定地认为本案从侦查到起诉到审理都是违法的;二是本案的荒唐性。本案审理过程中走马灯式的取保被告人、控方不确定的放弃举证、公诉人对57名被告人,人均四项罪名指控发表的公诉词只有39分钟,且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大幅度删减。控方这种对法律的游戏般肆意妄为令我吃惊。如此违法,如此荒唐,我为何还要陪着做这个游戏?但为了我的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全面实现,为了我的当事人不至于丧失任何申辩机会,我还是愿意在这个地方,在你们面前发表我的辩护意见。毕竟我面对的是庄严的国徽。
起诉书指控我的当事人蒙祖玖犯有“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”、“聚众斗殴罪”、“赌博罪”、“寻衅滋事罪”和“行贿罪”,我注意到公诉人在发表公诉词时,没有提到“寻衅滋事罪”和“行贿罪”。我当然希望这预示着这两项指控被撤回了。但是鉴于起诉书至今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变更,我仍将按照起诉书的指控,对五个罪名进行辩护。我觉得放弃“寻衅滋事罪”和“行贿罪”的辩护,对我的当事人存在法律上的风险。
我的辩护意见汇集成一句话,那就是我的当事人蒙祖玖一个罪也不构成,他是无罪的。我将用一定的篇幅来论述这个大家早就心知肚明的事实。其实,本案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,事实认定也不具有难度,我们需要面对的仅仅是人性的回归。
第一部分 实体问题
一、关于“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”
按照起诉书的指控,我的当事人蒙祖玖参加了以黎庆洪为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,且成为其骨干成员,且通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,敛取钱财;还欺压残害群众,为非作恶,称霸一方;还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充当“保护伞”。
纵观起诉书,其认定蒙祖玖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所涉事实有22项,控方在质证阶段仅就其中的13项举示了证据。而根据这些证据,既无法证明蒙祖玖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,也无法证明存在一 个所谓以黎庆洪为领导以蒙祖玖等人为骨干的54人黑社会性质组织。
1、组织特征 蒙祖玖的骨干问题。
(1)所谓“同心会”与“花梨帮”。(起诉书第17页)
起诉书在指控黎庆洪黑社会性质组织时,时而使用“同心会”这一称谓,时而又使用“花梨帮”这一称谓。那么“同心会”与“花梨帮”到底是何关系?到目前为止未见公诉人进行任何说明和举证。按照起诉书的说法,“同心会”是在1999年滴血结拜之后成立的。但据被告人杨建国供述,其最早在1994年的时候,黎庆洪等人就与下面的小弟联系,他们“花梨帮”最少有40余人;而据胡贵供述,在1999年,他就同意加入了“花梨帮”;据谭小龙的供述,是2002年或2003年,大家推举其为大哥。众被告人这些乱七八糟的充满矛盾的表述(当然不一定是真的),如何能够拿来认定事实?
蒙祖玖虽然参加过“同心会”,但“同心会”仅成立一年即告解散。从“同心会”的“会规”来看,“同心会”其实是一个松散的互助团体,而不是称霸一方、欺压百姓、通过违法犯罪谋取非法利益的一个集团。而且“同心会”的成立目的是兄弟、朋友之间共同帮助,以便“遇到强的不怕,遇到弱的不欺”。其实在现实中,弱的不欺是真有的,强的不怕却不一定。本案没有一份证据说蒙祖玖等人欺负了哪位群众,也没有一份证据说蒙祖久寻求组织帮他解决了什么问题。相反,据蒙祖玖的陈述,当其遇到村民强行索要过路费(2005年给了7.6万元)、村民不履行合同强行堵路要求加上车费等情况,与黎庆洪闲谈时说到时,黎庆洪这位黑社会老大告诉他一个秘方:“多给钱”!结果蒙祖久多付了100多万元。庭审中显示的大量黎庆洪等与村民的利益冲突,其解决办法似乎都是多给钱。我们总不能说多给钱是黑社会组织欺压群众的表现吧。
所谓“花梨帮”,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帮会,还不如“同心会”搞了一个所谓“会规”。由于被告人李相建、李光奇等在当地有过打架、闹事的行为,而他们多为开阳县花梨乡人,有人称为“花梨帮”。这种称呼是案发前就有,还是案发后被办案机关命名的,目前存疑。不过,如果有另一部分非本案被告人的花梨人,经常打架闹事,可能也会被称为“花梨帮”。所以将“花梨帮”定为本案被告人的专称,是不科学的。关于“花梨帮”的组织成员,梅芸瑜、李湘波等多名被告人均供述称,谭晓龙是大哥,“花梨帮”所有的人都登记在一张通讯录上,该通讯录是2007年在曾令勇家吃酒时大家统一留下电话制作的。我们暂且不论这张通讯录是否能充当“帮规”,我们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是,这张通讯录上并没有黎庆洪、蒙祖玖等人的名字。
因此,控方将蒙祖玖归入“花梨帮”成员,装进“花梨帮黑社会性质组织”这个筐里一并进行打击,纯属